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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消除它對我國改革的影響

點擊：5519  作者：周新城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1-01 09:09:57

 

         我國改革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干擾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事實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性選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我國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確，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世界上進行改革的國家不在少數。我國進行改革，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也進行改革，但結果完全不一樣。在總結改革的經驗時，不能籠統地談論改革，不能認為凡是改革都是對的，都應該肯定。改革能否取得成效，關鍵在于指導思想：指導思想正確，改革就能取得成功；指導思想錯誤，改革就會歸于失敗。

 

　　有人往往喜歡說：“不改革，死路一條”。還說，這是鄧小平說的。其實，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里是這樣講的：“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條。”[1]他在談論我國發展前途時，是把堅持改革開放同堅持社會主義并提的。所以，光講“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條”是不夠的，還應該加一句話：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是死路一條，這才是全面的。但學術界有人往往只講前一方面，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否定后一方面。例如，吳敬璉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接受鳳凰網訪談時，把他的思想歸結為一句話：“形勢會教育人，就是鄧小平說的那句話，不改革死路一條。”然而他從來不講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他是在故意曲解鄧小平關于改革的思想。

 

　　我國改革開放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展的，這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胡錦濤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時，提出“十個結合”，而第一個、也就是首要的經驗就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強調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們既沒有丟老祖宗、又發展老祖宗，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根據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馬克思主義更好地發揮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作用，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勃勃生機。”[2]這一論斷表明，我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

 

　　這一點，我們只要回顧一下改革的歷史進程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強調要運用經濟方法來管理經濟，到十一屆六中全會確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到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三大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到十三屆五中全會又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最后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的十多年時間里，我們的認識在實踐中不斷深化，期間經歷了曲曲折折，最終明確了改革的總體目標。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又明確指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3]十八屆三中全會又就全面深化改革做了系統的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我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了。

 

　　回顧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的歷史，我們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通過不斷總結自己的實踐，也參考了外國的歷史經驗教訓，一步一步明確改革的目標，而且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也日益豐富起來。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同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對改革提出了總體設計。他在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上，尤其是在計劃與市場的問題上，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了我國的改革實踐。總結我國改革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的改革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但是，我國的改革進程確實受到各種錯誤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干擾，這一點也是不可否認的。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流派，改革開放以后開始進入中國。有的人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圖把它當作改革的指導思想。例如有人認為，建立和建設現代市場制度，沒有西方的理論為指導，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還說什么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經濟學原理的啟迪，尤其是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并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問題，才提出應當發揮市場的作用、建立商品經濟的主張。仿佛我國的改革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開展的。在理論界，新自由主義一度頗為流行，甚至在某些地方成為輿論的主流，以致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在這種錯誤思潮的影響下，改革的實踐中也出現一些偏差，例如大量地低價（甚至無償）出售國有企業、盲目推行市場化、否定宏觀調控，把教育、醫療等也推入市場，引起了群眾的不滿。我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失誤，是同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分不開的。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圍繞著指導思想問題，改革是充滿著斗爭的，有時斗爭還十分激烈。由于我國目前的國際國內環境，這種斗爭還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繼續存在，所以胡錦濤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在談到今后繼續深化改革的任務時，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堅決排除錯誤思潮、錯誤傾向的干擾，始終沿著正確方向道路前進。”[4]

 

　　新自由主義是反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際性思潮，它體現在政策上就是“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徹底私有化、完全市場化、非調控化。美國竭力把新自由主義推銷到中國來，希望中國的改革能夠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其目的是想把中國的改革引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美國推行“和平演變”的有力工具，這一點，我們從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及后來俄羅斯的改革中看得很清楚。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的種種罪惡，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遭到了一定的遏制。一些西方人士指出，“華爾街被自己標榜的新自由主義搞成如此狼狽不堪”，“不能毫無批判便相信市場的魔法”，“經濟學教科書應該重寫”。時任法國總統的薩科齊也說，“市場萬能、不需要任何規則和政治干預”的觀點是瘋狂的。一度被他們奉為經濟繁榮的神明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成了主要的批判對象。然而我國有一批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照搬新自由主義的學者，他們頭頂“著名經濟學家”的帽子，控制了經濟學的話語權，仍然堅持販賣新自由主義，使得社會主義的中國成為新自由主義得以繼續生存和繁榮的一塊綠洲。因此，旗幟鮮明地批判新自由主義，揭示它的實質，分清理論是非，教育廣大群眾，是當前經濟學領域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我國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中，劉國光的《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一文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他對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作了科學的分析，指出：“現代西方經濟學也有科學的成分，有反映現代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成分，也有反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成分，如私有制永恒、經濟人假設等。其科學成分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但基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理論前提與我國根本不同，所以整體上它不適合于社會主義中國，不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主導。在西方經濟學中曾經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研究市場經濟一般問題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鑒、學習，我們不能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5]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必須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和核心觀點是什么呢？劉國光概括為四條，即“經濟人”假設，私有制永恒，市場經濟萬能，政府職能最小化。第一、二點是西方經濟學所有流派共同的理論前提和核心觀點，第三、四點是新自由主義特有的基本觀點，而這兩點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可以合在一起。下面我們就這三個基本理論觀點作一些分析。

 

　　“經濟人”假設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反科學的西方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有一個前提，即認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逐個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義者，換句話說，都是“經濟人”，這是人的不可更改的、永恒的本性。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者，都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論斷作為研究一切經濟問題的出發點。這就是所謂的“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不是指“可能是這樣”，而是指一種經濟學研究中不應有爭議的公理，好比勾股弦定理，是研究幾何學的人一致公認的定理一樣。正如我國一位受西方經濟學影響甚深的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人”假設，“反復經過實踐檢驗，顛撲不破”，無需加以論證的了，可以由它推論出其他結論，并可以作為判斷其他結論是否正確的標準。

 

　　這種“假設”，從亞當·斯密以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斷重復著。亞當·斯密研究經濟學時，就是以人的利己主義為出發點的。他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們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中考慮的只是個人的利益，只受個人利己主義的支配。個人彼此之間需要互相提供幫助和交往，但這種互相交往只是為了自己獲取個人利益。每個人都按照利己心去追求個人利益，人與人之間便形成一種共同利益，增進了社會福利。他把自私自利當作一種亙古不變的自然現象，每一個人生來俱有的本性，一切經濟范疇都從人的利己主義本性中去尋求解釋。所以，亞當·斯密的整個經濟學說的理論體系就是從這種人的本性中演繹出來的。馬克思對斯密的“經濟人”和他所活動其中的社會特征是這樣描述的：“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利益、全體有利的事業。”[6]

 

　　自斯密以降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包括古典經濟學家、庸俗經濟學家（也就是有的人所說的“現代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當作分析一切經濟問題的最基本的前提（盡管有人對此作一點修改補充，但基本思路是一樣的）。

 

　　把個人利己主義理解為抽象的永恒的“人的本性”，提出“經濟人”假設，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理論。斯密的“經濟人”不是人與生俱來的、不變的本性的體現，而是在當時“市民社會”里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本性，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生產者的本性，是資產者的本性。斯密對此有過具體的描述。他說：“資本已經在個別人手中積聚起來，當然就有一些人，為了從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或勞動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上得到一種利潤，便把資本投在勞動人民身上，以原材料與生活資料供給他們，叫他們勞作。……假如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所得，不能多于他們墊付的資本，他便不會有雇用工人的興趣；而且，如果他們所得的利潤不能和他們所墊付的資本額保持相當的比例，他就不會進行大投資而只進行小投資。”[7]這里的“人”，不是典型的資產者嗎！問題在于，斯密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引申出他所說的“人”，而把這種人的行為歸結為人的永恒的天然的本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8]

 

　　資產階級學者提出“經濟人”假設，其目的是掩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關系。這種理論斷定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都是自私的，從本性上講，是沒有什么區別的。之所以有富人與窮人之別，那是由個人聰明與愚笨、勤奮與懶惰、節約與浪費等等差別引起的。我國一位經濟學家就說，“富人之所以有錢，那是因為他聰明；窮人之所以沒錢，那是因為他愚笨。”這里根本沒有什么“剝削”！資產階級學者正是用“經濟人”假設來解釋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生產關系的合理性，以便把資本主義制度說成是符合人性的永恒的制度。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提出這一理論，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中曾經起過進步作用，他們用“人都是自私的”這種平等觀取代了封建等級觀念，因而在當時，一定程度上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隨著資產階級統治的鞏固，經濟學家的基本任務不再是揭示社會發展規律了，而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合理性進行辯護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經濟人”假設，由于它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從而掩蓋了剝削關系，正好符合為資本主義辯護的需要，符合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因而這一假設不斷得到強化，被當作研究經濟問題的不言而喻的、無需論證的前提。

 

　　不能不指出，“經濟人”假設，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論斷，在我國經濟學教科書、專著中，也相當普遍地被接受了，似乎也成了研究我國經濟問題的無可懷疑的前提。有人把這個假設稱作是“經濟學的結晶”，或者說是經濟學的“精髓”，稱它“反復經過實踐檢驗，顛撲不破。”有人更提出：“中國共產黨經過改革開放最大的收獲可能在于弄懂了人都是‘經濟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為出發點。”這反映了西方教條主義、洋迷信危害之深。所以，有必要對“經濟人”假設做一點分析。

 

　　應該指出，從哲學上講，“經濟人”假設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命題，因而是反科學的。

 

　　關于人的本性問題，我國的先哲們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孟子說，“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告子上》）也就是說，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性惡》）有人把它概括為：人之初，性本惡。墨子根本不承認人有固定不變的永恒的本性，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爭論了幾千年，誰也說服不了誰。這一歷史事實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人的本性問題，并不是只有“自私的”一種回答，“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論斷并不是無可爭辯的、無需論證的真理。“經濟人”假設本身是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這個問題。

 

　　與其他動物不同，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人是在社會中從事生產活動和進行其他活動的，他必然要同其他人發生一定的關系，形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像魯濱遜那樣的孤立地、不與其他人發生關系地生活的人，只存在于幻想的小說中，在現實生活中是找不到的。人們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決定了他的本質。所以，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9]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全人類共同的“人的本性”，存在的只是具體的、由現實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也就是階級性。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人性，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人性，不同階級的人性是不同的。資產階級學者經常把資產階級的人性冒充為全人類共同的人性，由此推論出仿佛適用于一切社會、一切階級的結論，這種做法對資產階級是有利的。

 

　　應該看到，“自私”是一種觀念形態、一種思想意識，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自私、利己主義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來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不是任何社會的人都是自私的，在同一個社會里也不是人人都是自私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思想的“自私”，是由社會存在、經濟基礎決定的。在原始社會，極其落后的生產力以及原始公社的生產關系決定了人們毫無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切勞動成果，人們都會自覺地在整個部落中平均分配。這一點早已為許多原始部落的調查報告所證實。原始社會瓦解后，私有制的出現，使得剝削階級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產品，也就是說產生了剝削，在此基礎上，才形成了自私自利、利已主義的思想。大家知道，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它的思想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

 

　　幾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使得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響到勞動人民。自私自利、利已主義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長期統治的結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變的“本性”。隨著私有制的消滅、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人們必然會逐步擺脫自私自利這種剝削階級思想的束縛，樹立起與公有制相適應的大公無私的觀念。可見，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觀念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是私有制的產物，將隨著私有制的消滅而消失。自私的人，即“理性經濟人”，是歷史的結果，而不是歷史的起點。資產階級學者把自私當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為不可更改的假設（公理）來推斷一切經濟問題，從哲學上講顯然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而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相悖的。

 

　　從政治上說，“經濟人”假設是資產階級學者反對社會主義的重要工具。

 

　　“經濟人”假設并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觀點，它具有強烈的政治功能。資產階級學者從來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經濟人”假設來反對社會主義的。說遠一點，李嘉圖就是以此來反駁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提出的按新原則改造社會的方案的。李嘉圖在給自己的朋友格隆的一封信中以提問的形式表述了這一點：“如果人們的發奮努力的動力是社會利益而不是他們的私人利益，這種社會用原來那么多的人能比已往任何時候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難道說，幾百年的經驗不是證明恰恰相反嗎？”歐文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然而李嘉圖由于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不可能科學地分析歐文的錯誤，他是把資產階級社會的經驗（即自私才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為亙古不變的真理，由此出發來對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進行批判的。

 

　　在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制度以后，資產階級思想家更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命題作為反對現實社會主義的重要工具，他們用這種抽象的人性論（實際上是資產階級人性論）來論證社會主義是一種違反自然的空想，從而必然要垮臺的。我們舉一個例子。上世紀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張五常在北京狂妄地宣稱，“我一句話就可以把共產主義駁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他從“人是自私的”這一假設出發，斷言“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涂地”，“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張五常就是把“人的自私本性”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借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之際，向這些國家推銷各種各樣的改革方案，這些改革方案無一不是以“經濟人”假設作為前提的。這些方案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把社會主義制度改造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典型的就是向蘇聯東歐國家推銷的、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休克療法”。這清楚地說明，“經濟人”假設、“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種理論，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在當代的現實生活中恰好是壟斷資產階級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工具。

 

　　但是，不能不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我國一些經濟學家全盤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設，大力鼓吹抽象的人性論，宣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把它當作經濟學的“結晶”、“精髓”，主張由此出發來制定經濟改革方案，作為駕馭經濟的理論支點。這種狀況不由使我們想起了1983年鄧小平同志的一段話。他說：離開具體情況和具體任務來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會把青年引入歧途。”抽象地談論人的本性，“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他提出：“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的壞處，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么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10]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宣傳作為抽象的人性論的“經濟人”假設會帶來什么樣的政治后果。

 

　　從思想上說，“經濟人”假設是在宣傳沒落腐朽的剝削階級思想。

 

　　我國一些經濟學家根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經濟人”假設，宣傳人人都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進而提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別看這只是一句俗話，卻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白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公開宣布“人為財死”是人們正常而又合理的追求，把剝削階級的最腐朽的思想推崇為人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其實，人為財死，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思想意識；利潤最大化，這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是資本的本質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才有可能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也才會有追逐最大利潤的動力；而喪失生產資料的工人是沒有條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他們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人為財死”，利潤最大化，是資產階級經濟行為的總結，反映的是資本的本質，而不是一切社會制度下的人們經濟行為的總結，普遍地適用于所有的社會和所有的人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11]這種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而決不是追逐利潤最大化，決不是“人為財死”。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國家，人們有自己的個人利益，因為在按勞分配的條件下，勞動仍然是謀生的手段，還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是，在公有制基礎上，除了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外，還存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三者“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12]必須分清無產階級利益觀與資產階級利益觀的界限。

 

　　鄧小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我們提倡并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多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來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來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來追求暫時利益，那么，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13]

 

　　一些經濟學家從“人的自私本性”出發提出個人利益最大化，甚至公開鼓吹“人為財死”，完全忽視和否定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存在，這是違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利益觀。正是在這種資產階級利益觀的影響下，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泛濫，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而且導致某些人腐化墮落，甚至鋃鐺入獄，毀了一生。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有的人居然由“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個假設，推演出“高薪未必一定養廉，但低薪肯定導致腐敗”的結論。這真是荒謬絕倫！按照這個結論，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在連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往往都難以滿足的情況下，必然是腐敗盛行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正如毛澤東在比較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和我們解放區時所總結的：“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14]試想，如果當時的共產黨人，不是無私奉獻的革命戰士，而是自私自利的市儈庸人，我們能夠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嗎？中國人民豈不是只能在國內外反動派的剝削壓迫下輾轉呻吟？“低薪肯定導致腐敗”的言論，是公然為貪官污吏開脫和張目，是對革命先烈和前輩的褻瀆和誣蔑！由此可見，所謂“經濟人”假設會把人引向何等乖謬的方向！

 

　　私有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的產物，而不是永恒的

 

　　與“經濟人假設”相適應，西方經濟學主張私有制是永恒的。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只有追逐私利的私有制才符合人的本性；既然自私自利是人的亙古不變的本性，那么，私有制也應該是永恒的。消滅私有制乃是違反人的本性的空想。相應地也可以得出結論：公有制不符合人的本性，是注定搞不成的，即使勉強建立了公有制，最終也會因為不符合人的本性而必然垮臺。張五常所說的“大陸共產經驗一敗涂地”的結論，所依據的不是我國解放以后經濟發展的事實，而是按照這樣的思維邏輯推論出來的。也正是根據私有制符合人的本性、是永恒的這一觀點，我國國內學術界（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改革的實踐中）興起了一股私有化的浪潮。某些經濟學家提出，由于公有制不符合人的本性，所以在公有制下，人是不會有積極性的，只有實行私有化，把公有財產量化到個人，人們才會關心自己的生產資料的保值和增值，才有可能提高經濟效率。私有制“實在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一位經濟學家公開喊出“人間正道私有化”的口號。

 

　　把私有制永恒化的觀點是錯誤的，違反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私有制并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在原始社會，存在的是原始公社的公有制，而沒有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現，是由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所決定的。當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剩余產品，有人可以憑借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他人剩余勞動的產品，這時，私有制就出現了。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可以充分滿足生產和生活需要，可以實行按需分配，到那時，將徹底地消滅私有制。可見，私有制有一個產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它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是由“人的自私本性”所決定的永恒的現象。

 

　　對于歷史上存在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必須作具體分析。私人占有生產資料，是要利用這些生產資料來進行生產的。而要進行生產，就要把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結合起來，形成一定的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所有者憑借所掌握的生產資料同勞動者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所有制關系。我們一定要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來看待私有制的問題。

 

　　人類社會歷史上存在過不同的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方式，即不同的私有制形式。有奴隸主私有制、地主私有制、資產階級私有制，也有勞動者個體私有制。對這些不同形式的私有制，我們應該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去考察，看它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還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據此來確定我們的態度。

 

　　我們以奴隸制為例。原始公社瓦解以后，人類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在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奴隸主把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對奴隸進行慘無人道的壓迫和剝削。對于這種行為，從現代人的角度看，理所當然應該受到鞭撻和聲討。但是，講一些泛泛的譴責言詞、發泄一下高尚的義憤是無濟于事的。如果深入研究一下，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奴隸制取代原始公社的那個歷史條件下，這種私有制形式，盡管對奴隸的剝削十分殘酷，但它卻是進步的現象。當時由于生產力極其低下，剩余產品極為稀少，只有殘酷地剝削奴隸，才使得少數奴隸主有可能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專門從事腦力勞動，這成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科學文化的昌盛的必要條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有奴隸制才“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他充分肯定奴隸制這種殘酷的、野蠻的剝削制度的歷史作用，甚至認為在一定意義上，“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15]當然，奴隸主私有制的這種歷史的積極作用是有限的、短暫的，對奴隸進行殘酷剝削的制度使得奴隸毫無積極性，他們用故意毀壞生產工具、大批逃亡以及大規模的奴隸起義等方式進行反抗。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剝削制度逐漸成為生產力的桎梏，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對于作為人類社會最后一種私有制形式——資產階級私有制，我們也應該采取這種歷史的態度。在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時候，資產階級私有制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的殘酷性的同時，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的積極作用。他們在《共產黨宣言》里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6]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資產階級私有制逐漸變成生產的桎梏。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唯一辦法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這時，私有制的喪鐘就敲響了。正是依據社會發展的這一規律性，馬克思恩格斯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在《共產黨宣言》中莊嚴地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7]全世界共產黨人為實現消滅私有制這一理想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當然，這一理想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推進。

 

　　譬如，在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的落后，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份和個體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著積極作用，因而在政策上還需要予以鼓勵、支持和引導。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必須長期堅持。但是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在為現階段目標奮斗的同時，時刻都不能忘記我們的長遠目標——最終實現徹底消滅私有制、徹底消滅階級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我們現在的努力是朝著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最高綱領前進的。不為實現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綱領努力奮斗，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忘記最高綱領，同樣不是合格的黨員。對于共產黨員來說，消滅私有制這一最終目標是不能動搖的。

 

　　應該看到，我們是根據生產力落后這一具體國情，允許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和個體經濟存在，支持并鼓勵它們在一定范圍內發展的，而不是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抽象地、無條件地贊揚私有制。我們決不是主張私有制永遠存在下去，決不是主張私有制萬歲，而是利用非公有制經濟來發展生產力，為最終徹底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忘記了這一點，就忘記了根本。

 

　　西方經濟學主張私有制永恒論，所講的具體理由是，只有私有制才有效率。這個理由是從“經濟人”假設推理出來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個人利益便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動力，因而只有符合人的本性的私有制才有發展的動力，才是有效率的。如果消滅了私有制，人就沒有積極性了，沒有動力了，當然也就沒有效率了。其實，這是一種美化私有制、為私有制辯護的資產階級理論。所有資產階級學者都竭力鼓吹個人產權制度是唯一有效率的制度，把這一條作為研究經濟問題的不言而渝的信條，似乎無需加以論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專門批判了這個信條。

 

　　早在19世紀中葉有人就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據此反對公有制、反對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反駁道：“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你們的利已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系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已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18]

　　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利己觀念來觀察問題，當然只能得出私有制即個人擁有生產資料的產權才有效率的結論，而永遠不會理解、也不愿理解公有制即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這種所有制的發展動力。對于一個普通工人來說，在公有制基礎上當家作主、相互之間建立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實行按勞分配，與私有制條件下的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相比，其積極性、主動性顯然要高得多。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不妨回顧一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時候廣大職工出于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責任感，出于對社會主義的由衷熱愛和執著追求，出于對國家美好前景的熱烈憧憬，煥發出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令市儈庸人為之咋舌。可惜，這種積極性在“大躍進”中被嚴重地浪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極大地破壞了。但是，這至少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調動勞動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上，確實具有不同于以往剝削社會的獨特優勢。這一點也是囿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人所無法理解的。

 

　　有人認為，只有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個人才會關心生產資料的保值和增值，個人才會有積極性，生產才會有效率，因而主張把公有財產量化到個人。其實，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個體小私有制的情況下，生產資料才真正歸個人所有和使用。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個體經濟應該是效率最高的。然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個體小私有制的效率并不高，也正因為此，它不可避免地為資本主義所摧毀。

 

　　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企業里，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領導人常常不是企業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會聘任的經理人員，他們并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才去關心生產資料的正確使用和增殖的，而是有其他的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動機。這些企業的工人就更不是因為企業屬于自己所有才去勞動的。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廣大勞動者不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經濟效率應該低于個體經濟，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只有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企業的效率比之個體經濟不知要高多少倍！

 

　　顯然，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來說明哪一種所有制形式具有經濟效率的問題：一種生產關系，當它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時候，它就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是有效率的；當它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時候，它就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就是沒有效率的。事情并不像執迷于私有化的人想象的那么簡單，仿佛只要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就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就能提高經濟效率，而無需分析它是否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在我國，在生產力已經具有社會性質的地方，與生產力的這種性質相適應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在這種條件下，實行私有化，把生產資料分散歸私人所有，是一種倒退行為，是不可能提高經濟效率的。

 

　　有人提出，保護私有制，社會才能進步，經濟才能發展。這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說法。他們忘記了私有制不管還要存在多長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終歸只是暫時的現象，而不是永恒的。某種私有制形式，當它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當它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障礙。在當今歷史的條件下，生產社會化程度空前提高，就整體來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早已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絆腳石。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并不否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在一定范圍內還有積極作用，然而這種積極作用只有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才能顯示出來。如果沒有公有制為主體，沒有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為主導，如果資本主義私有制占統治地位，那就必然使得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社會就會出現生產無政府狀態，而且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會越來越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俄羅斯改革時期那樣的政局動蕩、經濟凋敝、社會不穩的狀態。

 

　　“經濟人假設”、私有制永恒，這套理論，對我國經濟改革起了極壞的作用。一股股私有化浪潮，就是以此為依據的。按照這種理論，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就無法存在，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旗幟鮮明地批判“經濟人假設”、私有制永恒論，捍衛公有制，是經濟學界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從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私有制永恒出發，炮制了許多否定公有制、妖魔化國有經濟的“理論”，諸如公有制沒有效率，國有企業是壟斷，阻礙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與民爭利，國有經濟必須退出競爭性領域，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無法與市場經濟相容等等，不一而足。諸如此類言論，充斥報章雜志，一時間，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被搞臭了。在這種輿論環境下，私有化就變成有道理的了，勢在必行。

 

　　對于這些新自由主義引申出來的言論，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一一予以澄清。

 

　　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論。自200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審議《反壟斷法》以來，有人就利用這一機會，把國有經濟稱之為“壟斷行業”，把國有企業稱之為“壟斷企業”，竭盡攻擊、污蔑國有經濟之能事。在反壟斷的旗號下，要求“國退民進”，還“利”于民。一時間輿論紛紛揚揚，造成了一定的聲勢。

 

　　我們且不說大量國有企業是處于競爭領域的，不能一說國有企業，就是“壟斷”，即使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我們應該怎么對待呢？這是一個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

 

　　應該看到，隨著市場競爭的開展，由于大企業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在一般情況下，效益高于小企業，從而生產勢必出現集中的趨勢。只要是市場經濟，就會有“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這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而生產集中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壟斷，這是客觀的、不可避免的。問題并不在于有沒有壟斷，而在于：第一，誰壟斷好，是私人壟斷好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壟斷好？第二，《反壟斷法》反對的“壟斷”指的是什么，是大企業的控制地位，還是市場上的壟斷行為？

 

　　我國的國有經濟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有著根本的區別。我國的國有經濟是革命斗爭中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一開始就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后來又隨著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展而不斷壯大。改革開放以來，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國情，我們提出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我們始終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地位。而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起主導作用，恰恰是體現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內容。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發展生產力的前提。國有經濟是全體人民所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國有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企業，它的發展也完全符合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私人壟斷則是在資本家無限度地追逐剩余價值的推動下，市場自由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出來的，它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加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把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當作“壟斷”加以譴責是錯誤的。如果國有經濟沒有控制力，公有制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如果國有經濟不做大做強，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就會站不住腳（要知道私營經濟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怎么也競爭不過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把國有企業當作“壟斷企業”反對掉，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自己的經濟基礎，就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失去立足之地。

 

　　必須指出，我們要反對的“壟斷”是指大企業在市場上濫用支配地位、排斥其他企業進行競爭的一種行為，而不是凡是大企業就是要作為“壟斷”予以反對。針對在制定、實施《反壟斷法》的過程中某些新自由主義分子把《反壟斷法》的矛頭指向國有企業的種種喧嚷，有關方面曾明確指出，我國的《反壟斷法》“從來不以一個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作為是否壟斷的判斷標準，而是以一個企業是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作為壟斷的情形之一。”我們要反對的“壟斷”，并非指大企業的控制力，而是指利用控制地位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最常見的就是操縱價格，從中獲取壟斷高額利潤。而我國在關鍵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雖然在市場上處于支配地位、對市場有控制力，但對它們生產的產品大多數卻并沒有定價權，油、電、水、運等都由國家征求群眾意見后定價的。人民政府首先考慮的當然不是企業利潤有多高，而是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正如我國兩位經濟學家指出的，把國有經濟當作“壟斷行業”來反對，把國有企業當作“壟斷企業”來反對，那是別有用心的“偽命題”！[19]

 

　　順便說一下，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反壟斷”也不是反對大企業在行業中的支配地位，也不是要消滅大企業，而是反對大企業在市場上的壟斷行為。在一貫高舉“反壟斷”大旗的美國，從來沒有一個人主張把微軟、波音、蘋果等企業消滅掉！一到中國，“反壟斷”就要消滅控制國民經濟的國有企業，真不知道持有這種主張的“著名經濟學家”在想什么？！

 

　　國有企業“與民爭利”論。這是反對國有經濟、主張“國退民進”的人經常喜歡談論的理由。問題在于，這個“民”指的是什么，怎么“爭利”？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

 

　　在我國歷史上，“與民爭利”一說源自董仲舒。漢武帝時，豪族冶鐵鑄錢，危及國家鑄幣和稅收，成為朝廷之大害。漢武帝堅持由國家鑄幣，反對私人鑄幣，董仲舒就攻擊漢武帝“與民爭利”。董仲舒所謂的“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貴族和富商大賈。可見，在“民”字上做文章古已有之。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民”（即人民）是分為不同階級的。要把勞動人民同資本家區分開來。就勞動人民來說，國有企業與“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用不著、也不會“與民爭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的。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國家占有生產資料是為人民服務的，國有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當然需要獲得利潤，但利潤并不是國有企業的生產目的，何況國有企業獲得的利潤最終仍屬于人民所有。不可否認，國有企業在實際經營活動中也會同人民群眾發生一些矛盾，但這種矛盾在人民政府的協調下通過改革是比較容易解決的。鼓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的人居心叵測，他們歪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性質，制造國家與人民的對立，煽動人民反對國有企業，以便最終削弱以至消滅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對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其實，對于工人農民而言，真正存在“與民爭利”問題的，恰恰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是以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雇用工人進行勞動并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成分，它的生產目的是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資本的本質就是追逐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而不是滿足人民的需要。盡管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經濟上公有制占主體、政治上共產黨處于領導地位，私營經濟的經營環境，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發生了很大變化，因而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但追逐剩余價值這種資本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除了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而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外，由于私營經濟還存在剝削，資本家同工人之間還存在著利益對立的一面。在新創造價值一定的情況下，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與工人的工資在量上是一種彼此消長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家與“民”（即工人）是一種爭“利”的關系，因為只有把工人的工資控制在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內、甚至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才能保證資本家獲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在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現實經濟活動中，不能不承認這種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如果“民”是指私營企業主、外資企業主（資本家）的話，那么國有經濟同它們之間確實存在一種“爭利”的關系。這一點，也無須隱諱。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上各種經濟成分相互平等競爭，這種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爭利”，最終是優勝劣汰。哪個企業經營得好，個別勞動耗費低于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它就獲得“利”，得到發展；相反，哪個企業經營得不好，個別勞動耗費高于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它就失去“利”，得不到發展，甚至破產。這是市場的無情的規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在市場上相互“爭利”，這是正常行為，無可非議，否則就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一見到國有企業盈利，就說“與民爭利”，要求只準資本家賺錢，不準國有企業賺錢，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總不能認為是合理的吧！

 

　　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論。有人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之機，鼓吹國有經濟應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造成為“民有民營”的企業，這就是他們鼓吹的所謂“改制”的含義，實際上就是要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實行私有化。令人擔心的是，近年來，“全面退出論”成為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甚至一段時間里在某些領導機關的文件中也出現了這種提法。這已經對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工作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

 

　　主張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人的理由是，私有制經濟天生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則天生不適于競爭，因為公有制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所以，國有經濟必須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有一篇文章說：“按照國有經濟應有的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來說，它只應該是在特殊性、自然壟斷性、非盈利性（公益性）等領域存在的一種形式，實際上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失靈或不利的領域。”因此，“國有資本從原有體制內的競爭性領域退出”應該是全面而徹底的，既包括小型國有企業，也包括中型和大型國有企業，目的是使“民有民營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

 

　　“全面退出論”的根據是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這一論斷的理論依據又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對于這種理論依據的錯誤，我們將在下面分析。這里，需要分析的是，“全面退出論”的實踐會導致什么樣的狀況。

 

　　什么叫“競爭性領域”？如果放眼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還有多少領域不是競爭性領域？電力、交通、金融、外貿、航天等等過去一直是被稱為非競爭性的“壟斷行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現在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競爭了，有的甚至已被公認為是競爭性領域了。迄今為止，非競爭性領域已是屈指可數，如果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它還有多少立足之地呢？國有經濟又如何發揮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呢？“全面退出論”實際上主張的是，把賺錢的買賣都讓給私營經濟，而讓國有經濟專門去干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反過來又咒罵國有經濟沒有效率，這難道符合市場經濟平等競爭的邏輯嗎？

 

　　國有經濟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一旦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僅僅從事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國有經濟就不能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和提供財政收入，它不僅不能引導、帶領其他經濟成分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相反，要靠非公有制經濟繳納的稅款來養活，這時國有經濟就必然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附庸。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就失去了經濟基礎，我國千百萬烈士犧牲性命才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這種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其實，對某些經濟學家來說，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只是第一步，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國有經濟。有一位經濟學家（一所著名大學的副校長）不僅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而且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壟斷性行業。他在2007年9月一次會議上就以美國所有行業都是“民營的”為參照系，說：“進一步講，石油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有的集團來經營？我們現在進入世貿組織以后，面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就是我們的產業結構里到底還應該保留多少國有企業？”照他的說法，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退出；壟斷性行業，國有企業也應該退出。那么，國有企業還有生存余地嗎？真是趕盡殺絕！另一所著名大學的教授倒是直言不諱：今天的大國企應該“民營化”，或實行“撒切爾夫人式的私有化”。正如一位學者批評的：這些人“雖然拿著中國重點國立大學的職位和錢，卻貫徹了‘華盛頓共識’要求全面私有化的美國‘中央精神’。”[20]真是一語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頭面人物公開杜撰中央文件，宣布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中央的精神。他們在報刊上說：“黨的十五大即確定了國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競爭性行業退出，而目前是進一步進入。”[21]還有人說：“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退出。”而且威脅說，“部分行業國進民退將付出沉重代價”！[22]這些在普通老百姓看來是知道內情的頭面人物，一再宣布中央早就定了“國退民進”，然而查遍黨中央的文件，我們卻找不到他們說的內容。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那個時候起，就有人開始制造“國退民進”的輿論了。我們先看一下中央提出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緣由和內涵吧。國有經濟布局和國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是國有企業難以搞好的重要原因。布局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戰線過長，各行各業無所不包，力量過于分散，整體素質不高。企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重復建設嚴重，企業大而全、小而全，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體系和規模經濟，缺乏市場應變能力。在這樣的格局下，要把幾十萬家國有企業都無一例外地搞活搞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要求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是完全必要的。從力圖搞好每一個國有企業，到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這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在理論上、實踐上和工作指導上的一大轉變，也是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部署。這里絲毫沒有“國退民進”、“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意思。謂予不信，那么，讓我們重讀一下十五大以及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吧。

 

　　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23]十五屆四中全會更是明確規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24]四中全會還具體規定：“要區別不同情況，繼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在努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同時，國家給予必要的支持，使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面投資加快發展；對產品有市場但負擔過重、經營困難的企業通過兼并、聯合等形式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盤活存量資產；產品沒有市場、長期虧損、扭虧無望和資源枯竭的企業，以及浪費資源、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要實行破產、關閉。”[25]這些文件里，哪兒有什么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話！中央主張對國有經濟作戰略性調整，而從來沒有“國退民進”的說法。即使是一般競爭性領域，中央文件也是主張“有進有退”，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搞好重點。當時主持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吳邦國同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還專門撰文指出，將國有企業改革簡單演繹為“國退民進”，籠統說“國有企業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等等，是完全違背中央精神的，必須堅決加以糾正。[26]

 

　　把自己的主張冒充成為中央文件的話，拉大旗當虎皮，似乎有點招搖撞騙的味道。采取這種手法，難道能說是學術研究嗎！

 

　　應該看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總的精神是搞好國有企業。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堅定不移地貫徹十五大精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7]真不知道那些假借貫徹中央文件精神的名義、竭力鼓吹“國退民進”的“名人”，讀了這段話是什么感想！這不是同他們的想法完全相反嗎？

 

　　國有經濟產權不明晰論。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即“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是一個完整的思路，應該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

 

　　對于“產權清晰”的含義，我國報刊上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有的經濟學家按照私有產權來解釋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產權清晰”的要求，認為全民所有制是“產權虛置”，是“人人所有，人人皆無”，說是大家都有，實際上誰都沒有直接占有。他們用私有制產權理論來觀察和分析我國公有制的產權，怎么看產權都不清晰。他們認為，只要是公有的，不是私有的，產權就是不明晰的。因此，要明晰產權，就必須把國家的財產落實到每一個人，也就是所謂“量化到個人”。按照這一理論，產權明晰的結果必然是私有化。這恰恰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產權經濟學的核心理論。

 

　　必須正確理解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產權清晰”的含義。

 

　　首先要明確，產權即財產的權利，是一個法律概念。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律是經濟關系的反映。產權是有關所有制的經濟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所有制的經濟關系決定產權，不同所有制的經濟關系就有不同的產權狀況、不同的產權理論，因而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抽象的，脫離經濟關系的產權和產權理論。公有制有公有制產權的界定、公有制產權的理論，私有制有私有制產權的界定、私有制產權的理論。決不能用反映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產權界定來規范公有制的產權，也不能用西方私有制的產權理論來指導我國的全民所有制的改革。這是理解“產權清晰”的前提。鼓吹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的經濟學家，恰恰是把私有制的產權界定、私有制的產權理論當作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并把它作為判斷公有制產權是否明晰的標準了。按照私有制的產權界定原則來看公有制的產權，那么公有制的產權始終是不明晰的，只有落實到個人，產權才能夠明晰。他們的“產權明晰”的要求就是這樣提出來的。

 

　　其次要指出，產權（即財產權利）是一個內容復雜的概念，它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多種權利的結合體。從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角度來考察，產權這一概念至少包含兩組權利：一是財產的所有權（這是根本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權利），一是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即經營權（這是由所有權決定的，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權利）。[28]

 

　　從財產所有權來考察，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應該說是清晰的。誰都知道，國有企業的財產歸國家所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并按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對國有企業的財產行使所有權。有人說這種所有權是不清晰的，其實他想說的是，凡是全民所有制產權總是不清晰的，因為個人并沒有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只有私有化，產權才能清晰。囿于私有產權理論的人，怎么也理解不了全民所有制的產權。然而這樣解釋“產權清晰”，實際上就是要求取消全民所有制。從法律角度說，我國有關法規對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也有著明確的規定。例如，《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指出：“企業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對企業財產的所有權。”這怎么能說“不清晰”呢？當然，在具體工作中，這種所有權仍需要落實，不僅要從數量上清產核資，界定產權，例如，要把國有資產與企業辦的勞動服務公司等的集體資產分清，在實行租賃、承包時要把國有資產與個人資產分清，當時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要建立國有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管理體制，即明確哪一個具體的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來行使所有權。在這個意義上講，所有權需要進一步明晰化。但不能由此籠統地得出結論，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是不明晰的，更不能由此把“產權清晰”理解為取消國家對財產的所有權，把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

 

　　從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即經營權來考察，當時國有企業的產權是不夠清晰的，需要明晰化。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指出：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同經營權要適當分開的，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正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這一改革思路，既堅持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又符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然而直到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我國國有企業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國有企業的財產使用權和支配權即經營權沒有完全落實，因而這方面的財產權利仍不夠明晰。這表明，市場主體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產權清晰”的重點是明確國有企業應該擁有的財產使用權和支配權，把企業各項經營權利和責任落到實處。

 

　　可見，“產權清晰”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搞好國有企業的重要措施，把“產權清晰”理解為私有化，是與中央關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思想南轅北轍的。

 

　　應該指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是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國有企業的管理制度還應該反映社會主義的特點和要求。因此，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曾經指出，在這“四句話”的前面還要加上三條原則，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在這三條原則的前提下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制度。對于“產權明晰”也應該作這樣理解。離開三條原則抽象地講“產權明晰”是不妥當的。

 

　　必須對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作科學的分析

 

　　市場經濟問題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內容。批判新自由主義，必須科學地分析新自由主義有關市場經濟的理論。

 

　　由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時概括為“市場導向的改革”），而新自由主義也是強調市場的作用，有人就分不清楚兩者的界限了，認為“都講市場嘛，有什么區別啊”。這成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障礙。因此，從理論上講清楚，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的原則區別，是劃清兩者界限的重要任務，也是保證改革沿著正確方向開展的重要前提。

 

　　新自由主義一大特點是，它鼓吹市場經濟萬能論，反對國家調控。它是迷信市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完全、徹底的市場化。新自由主義繼承了亞當﹒斯密的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地調節經濟活動的思想，以及薩伊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通過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整個經濟會自動導致平衡的思想，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能夠順利地解決一切經濟問題，使得經濟資源獲得最佳配置，為個人謀得最多的福利，并防止嚴重的全面的經濟危機的發生。在政策上，新自由主義要求創造一切條件，讓市場自發地發揮調節作用，反對政府對國民經濟的任何調節，主張政府職能最小化，同時反對社會福利制度，反對工會維護工人利益的活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界一度新自由主義甚囂塵上，在一些人的頭腦里，否認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時反對國家任何調控。在他們看來，所有這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無可爭辯的，因而也無需論證。在對三十年來改革進程進行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時，有人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他們的理由是，新自由主義是主張市場經濟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他們聲稱，反思改革就是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但頗能迷惑人。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此作一點分析。

 

　　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主張實行市場經濟，我國改革也要求把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兩者有若干共同之處。在改革中，我們也注意吸收西方經濟學（包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有益的東西，借鑒西方國家實施市場經濟的一些具體政策和做法。但是，就指導思想來說，即就改革的方向、原則和目標來說，我國的改革同新自由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要搞市場經濟是一回事，搞什么性質的市場經濟、怎么搞市場經濟則是另一回事。

 

      我們同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場經濟，不是要不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而在于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搞什么性質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即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還是同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二是實行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還是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全否定計劃，主張市場經濟萬能。這兩條恰恰是我國進行市場取向改革時，兩種改革觀對立的地方。決不能認為凡是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就必然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也決不能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要警惕某些人故意制造理論混亂，在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劃等號，利用人們對改革的認同感，在“不要否定改革”的旗號下，或者在“反對改革”這根棍子的嚇唬下，抵制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下面我們就這兩個問題作一點分析。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新自由主義則主張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性質上說，兩者有著根本的區別。

 

　　市場經濟有沒有不同的性質，這個問題一直是有爭論的。有人提出，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這沒有姓“社”姓“資”的區別，不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他們說，如果一定要在市場經濟前面加個形容詞，那就加上“現代”兩個字，叫“現代市場經濟”好了。在我國改革中，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仿佛市場經濟可以離開社會基本制度而獨立存在的觀點，一度頗為流行。這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發達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它是適應社會化生產和商品經濟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發展生產的一種方法、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市場經濟具有它自身固有的內容，例如，市場發揮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形成，作為經濟運行主體的企業應該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擁有完整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等。市場經濟的運行也有它自身固有的規律性，例如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都客觀地存在并發揮作用，通過這些規律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及時協調生產和需求的關系，實現優勝劣汰。所有這些都是任何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所必不可少的，它是市場經濟的共性，即市場經濟的一般。我國實行市場導向的改革，就必須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的內容和規律性相適應的體制。就這一點來說，我們的主張與新自由主義沒有什么原則的區別。

 

　　但是，按照鄧小平的理論，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方法、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這就必然有一個由誰來運用市場經濟、為什么目的和為誰的利益來運用市場經濟的問題，也就是說，必然有一個它同哪種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問題。這是不能回避的。任何運行機制都是在一定社會制度下存在和運轉的，而不可能脫離社會基本制度獨立地存在、孤立地運轉。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共性，我們在理論上可把它抽象出來加以研究，但在現實生活中，它總是同一定的社會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從哲學上講，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共性寓于個性之中，不可能有脫離特殊而獨立存在的一般、脫離個性而獨立存在的共性。現實存在的市場經濟，當它同資本主義制度結合在一起，便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它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它同哪一種社會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問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顯示出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我們主張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而新自由主義則主張把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

 

　　十四大指出，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在以下基礎上的：在所有制結構方面，以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為補充；在分配關系方面，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在宏觀調控方面，加強國家的調控職能，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簡要地說，就是要把公有制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對資源的優化配置有效地結合起來，二者不能割裂，也不能偏廢。

 

　　在十四大前后，持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人不贊成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不贊成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針對這一情況，江澤民特地指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了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而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里。”[29]黨的十七大在總結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時又重申，我國經濟領域的改革，是“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強調我們在深刻而廣泛的變革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時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不斷解放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實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30]

 

　　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有一位經濟學家說，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市場經濟增長一分，國有經濟就萎縮一分；市場經濟建立之日，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時”；有人則提出，為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國有經濟應該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有人在市場經濟的旗號下，鼓吹所謂“民本主義”，即“民有、民營、民享”的“新三民主義”，否定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這就是說，要搞市場經濟就只能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種說法，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其實，關于公有制能不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也就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的問題，鄧小平早就從根本上作出了回答。他曾多次指出，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的矛盾。這就說明了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在公有制基礎上是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從而為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鼓吹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實際上是公開地或隱蔽地反對鄧小平這一論斷。

 

　　不可否認，在公有制能不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上，有的人總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疑問。對此，我們作一點說明。

 

　　市場經濟的運行有一個起碼的前提，即進入市場交換的主體是獨立的，擁有自主的經營決策權，并具有自己的經濟利益，能夠根據本身的利益對市場信號自主地作出經營決策。從理論上講，回答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實際上是說在公有制條件下能不能建立起這樣的前提。毫無疑問，私有制是符合這一條件的，而且歷史發展的事實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以前，市場經濟一直是與私有制結合在一起，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人們很容易因此就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場經濟。但是這種認識是不對的，因為市場經濟只是要求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能夠作為主體進入市場，而不一定要求是私有。

 

       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些國家取得勝利以后，在相當長時期內，由于受國際國內形勢的制約和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局限，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一直采取國家所有、國家直接經營、統負盈虧這種實現形式，企業是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沒有經營自主權，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完全由國家計劃規定，企業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盈利上繳國家，虧損由國家補貼。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只是一個單純的生產機構而不是獨立的經營單位。公有制這種實現形式是與市場經濟相排斥的。有人正是根據這一點否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可能性。但是，公有制在經濟上可以有不同的實現形式。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31]按照這一思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全民所有制企業里是沿著國家所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思路開展的，要求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獨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公有制的這種實現形式，就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可見，回答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必須把公有制本身與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區分開來。與市場經濟相排斥的，并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定的具體實現形式。對原有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進行改革，在堅持公有制的前提下，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賦予企業自主經營權，使企業能夠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出現在市場上，成為市場的主體，是完全可以實行市場經濟的。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水火不相容，只有實行私有化才能建立市場經濟的觀點，如果僅僅從理論認識的角度看，其錯誤就在于，把公有制的某一種實現形式絕對化了，仿佛公有制只能是國家所有、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把這種實現形式等同于公有制本身，否認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公有制的某一種實現形式不能同市場經濟相容，不等于公有制本身不能搞市場經濟。按照市場經濟的需要，改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恰恰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某些學者在談到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時，并沒有從理論進行論證，往往是作為既定的、毋庸置疑的前提提出來的（順便說一句，這是他們常用的手法）。他們的這個論點是為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的，他們的邏輯是：我們的改革是把計劃經濟轉換為市場經濟，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而公有制同市場經濟是不能相容的，結論當然就是必須實行私有化了。從這里可以看出，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并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且關系到改革的政治方向，關系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還是實行私有化這樣的重大原則問題。

 

　　在市場經濟問題上，除了市場經濟的性質問題外，我們與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原則分歧是，我們要建立的是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把計劃同市場結合起來，而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調控，完全否定計劃，主張市場經濟萬能。

 

　　自從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學術界盛行一種觀點，即完全否定計劃經濟，把計劃說得一無是處，把經濟上出現的一切問題都歸罪于計劃經濟，仿佛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談到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時，總要捎帶一句：根源是計劃經濟，這仿佛成了思維的定式了。其實，對經濟上出現問題的原因需要作具體分析，有的是計劃經濟造成的，有的卻另有原因。這些學者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主張市場經濟萬能論，提出改革就是徹底拋棄計劃經濟，“徹底擺脫計劃經濟的思維”。這顯然是違反十四大精神的。

 

　　當前，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需要，但不能由此否定全國解放以后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必要性及其發揮的歷史積極作用，這一點，黨的十四大報告已經做了闡述。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即使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也不能完全排斥計劃經濟這種調節手段，仍然要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

 

　　應該指出，鄧小平從來沒有否定計劃經濟，他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當作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然如此，就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選擇。哪個時期、哪個地方、哪個領域適合用計劃經濟，就用計劃經濟；哪個時期、哪個地方、哪個領域適合用市場經濟，就用市場經濟。他從來沒有說過，只能用一種手段，絕對不能用另一種手段。他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32]他主張“計劃和市場都得要。”[33]“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34]他主張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了，但沒有講過不要計劃經濟。在1989年政治動亂以后，他仍然強調：“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35]

 

　　可見，鄧小平同志是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種方法、兩種手段都應該用，一切從發展生產力這一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拘泥于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手段。他認為計劃經濟的優點是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但只搞計劃經濟，就“把經濟搞得死死的”。市場經濟的優點是經濟可以搞活，“不搞市場經濟、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36]但是，市場經濟也有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鄧小平在總結多年經驗后指出，“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37]根據鄧小平這些重要意見，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注意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38]

 

　　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張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由市場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優點決定的。市場機制，第一，可以在價值規律支配下，促使企業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物資消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規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部門中去，做到產銷對路；第三，可以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促使資源流向經濟效益高的企業中去，從而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益。市場配置資源的這些優點，已被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所證明。我國的改革一再證明：凡是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發揮得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就快，經濟效益就好，經濟實力就強，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增長率高、經濟效益好。

 

　　但是，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本身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所反映的社會需求是近期的社會需求，因而它不能進行長期的調節；第二，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只有某個部門出現了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情況，才能促使企業退出或進入這個部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第三，市場調節具有不確定性。市場只能通過價格的漲落為企業指明社會需求的方向，因而容易造成生產的盲目性；第四，市場調節缺乏全局性。市場調節是受企業的局部利益驅動的，難以協調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此外，在有些領域，市場調節是無效的，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市場失靈區”。例如，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市場是難以調節的。

 

　　正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正確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江澤民就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指出：“在那些市場調節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39]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至今對我們的實際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既看到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看到它的不足之處，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的同時要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這恰恰是我們同完全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市場經濟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根本區別之一。

 

　　既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手段都要用，那么為什么說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一種經濟體制，是叫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叫計劃經濟體制，只是表明經濟運行的基礎性機制是什么，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手段是什么，并不是說只要某一種手段，完全排斥另一種手段。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體制，但它們并沒有否定計劃的作用，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我國建國初期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但也不等于市場這種手段就完全消失了，陳云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提出過“國家計劃為主，自由市場為輔”的原則，這一原則在一個時期里也曾付諸實施過。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并不是說只要市場經濟這一種手段，完全拋棄計劃經濟這另一種手段。正相反，十四大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40]很明顯，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徹底否定計劃經濟作用的觀點是不符合十四大精神的。

 

　　黨的十四大前夕，江澤民在解釋為什么會從“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三種提法中，選擇后者作為新的經濟體制的提法時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的疑問。”[41]這清楚地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性，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有人強調“市場化”，仿佛改革就是全面徹底地實行市場經濟。他們不僅在經濟領域中完全否定計劃的作用，否定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而且在非經濟領域里也實行市場化，推行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甚至提出政治市場化、思想上市場化這樣荒唐的主張，引起了思想混亂，導致人民的不滿。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萬能論的反映。今后一段時間里，糾正這種由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萬能論帶來的偏差，是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的角度來看，在當前條件下，宣揚市場經濟萬能論，推崇市場經濟自發地、不受調控地發揮作用，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初期，由于封建主義國家干預經濟，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時強調“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強調國家只應該充當“守夜人”角色，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話，那么，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各個部門、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整個國民經濟聯結成為一個整體，這時宏觀經濟的平衡就成為微觀經濟生存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自進入20世紀以來，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和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都主張把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萬能論，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推銷給社會主義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而他們自己是不實行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阿根廷等第三世界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按照市場經濟萬能論制定和推行改革措施，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后果，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宣揚市場經濟萬能論是抱有險惡政治用心的。

 

注 釋：

[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08年第1期。

[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08年第1期。

[5]劉國光：《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載《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9期。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

[7]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1、42、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5、1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項啟源、楊承訓：《反國有經濟中的“壟斷行業”“壟斷企業”是個偽命題——兼論為國有經濟“正名”的必要性》（內部文稿）。

[20]《香港傳真》，2010年第7期。

[21]《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12月14日。

[22]《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9月23日。

[23]《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4]《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6]見2001年5月17日《經濟日報》。

[27]《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8]此外還有財產的收益權。不過收益權是由所有權、使用權派生出來的，是從屬的。

[29]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2、203頁。

[30]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08年第1期。

[31]《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12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8、1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8]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39]《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0]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

[41]《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2頁。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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